文章一：杜恂诚：南京政府时期的统制经济
统制经济思想成潮流，但统制救助变成市场替代
20世纪30年代初，西方各国在经济大萧条的冲击下，出现了政府干预经济的世界性潮流，并通过学者的路径、政府的路径和实业界的路径向中国渗透。
学界传播和讨论统制经济思想，力度是最大的，使统制经济思想成为当时经济思想界的主流。但当时人们对何为统制经济，其实是不甚了了的。马寅初、穆藕初、何廉等人认为，统制经济就是苏俄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日本翻译成统制经济，我国亦沿用之。
另有一些人，如张素民、诸青来、吴德焙、陈长蘅等，认为统制经济同计划经济是有严格区别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干涉为统制经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干涉为计划经济；统制经济限制自由竞争，计划经济则废除自由竞争；统制经济帮助私营企业，计划经济消灭私营企业。但即使是在主张统制经济与计划经济有区别的学者那里，“统制经济”仍然还只是一个理想的符号，仍然还是模糊的、不清晰的、不具体的概念。
国民政府的经济部门也在通过各种渠道学习西方国家的经济建设经验，当然也包括当时政府干预经济的一些做法。1933年9月，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在出席世界经济会议回国以后，极力主张中国仿行欧美实施统制经济。于是他的主张很快就变成了政府的政策。
1931年12月底接替孔祥熙担任实业部长的陈公博也是统制经济的积极鼓吹者和推行者，他制定“实业四年计划”，还每隔三个月在《实业公报》上公布实业部三个月的行政计划。
他认为，统制经济须“先将保险业、粮食、棉花、煤炭等重要产业，用政府力量通盘筹划，使之统制起来”。1933年9月底，全国经济委员会改组，增加了职权，成为统制全国经济的最高机关之一。
企业家们在经济困境中希望得到政府帮助，呼吁救济，政府会以“统制”应对。江浙丝厂业一再呼吁救济，促使国民政府仿效日本的统制经济办法，1934年在全国经济委员会下设立了蚕丝改良委员会，对蚕丝业采取改良统制政策，并以江浙两省为全国模范区。
有时，企业家自己会提出行业统制的口号，要求政府通过统制予以扶持。1934年4月，刘鸿生以中华全国火柴同业联合会主席和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向该委员会提交了“请实施火柴统制案”，但未获得通过。
刘鸿生转而谋划全国火柴联营社的组建，并于1935年12月向政府呈文称：“现所拟办之联营社，系由厂商组织而政府则处于监督及维护之地位，虽无统制之名，而有统制之实。”终于取得政府支持。
“统制”是当时经济界的一个时髦词，但何为统制，如何统制，其内涵是模糊不清的，既可理解为政府对经济的适度干预，也可发展为政府对经济的全面掌控，既可理解为政府帮助企业解决困难，也可发展为政府全面设定企业的行动模式，限制其行动自由，既可理解为政府解决市场失灵，也可发展为政府以计划管控甚至替代市场。
这就给了政府自由选择的空间。由于传统的思维模式和政府定位，政府以“统制”的名义向经济各领域的渗透力越来越大。用政府的话来说，这种渗透追求的是政府对产业的“集中”。
在统制经济实施之初，甚至在“统制”的说法正式提出之前，国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主要是汲取了西方国家的经验，许多做法具有合理性。1931年实业部制定的行政计划体现了政府积极干预经济的主导思想，如各种行政法规的制定、奖励工业技术条例的拟订、人民投资建设事业保障奖励法及施行细则的拟订等。
针对中国出口丝、茶的质量下降和国产棉花多不适宜纺高支纱的问题，实业部一方面在多地创办农业试验场所，工业谋求技术进步，农业则培育优良蚕种，引入优良棉种等，另一方面则强调商品和农产品质量检验的重要性，在多地设立检验机构。并推行度量衡新制的统一。
但统制救助走过了头，就变成了政府替代市场，这会使经济运转模式发生根本改变。我们可以看一下蚕业统制的情况。
江苏省和浙江省在1934年前后组织蚕业改进管理委员会办理蚕种统制、茧行统制和运销统制，在生产、运输、销售等所有领域实行行政控制，排除了市场的作用。广东、山东的蚕丝区也继起效尤。这已经完全由行政力量替代市场了。
随着棉纺织业的困难越来越严重，政府的统制趋于行政化和去市场化。1933年11月，鉴于棉纱价格下跌，全国经济委员会棉业统制委员会对于纱布交易所的管制措施是“拒绝收受客户厂商新交入之纱，俾稳定纱价”。但这种近似取缔市场的做法并不能止住棉纱价格的下跌趋势。
1934年申新纱厂系统陷于财务困难时，实业部和全国经济委员会棉业统制委员会曾考虑通过政府主持“整理”来实现政府的行政接管，后来只是由于政府内部的意见不统一才没有实施。
火柴业的情况是形式上没有统制，实际上政府通过火柴联营社的垄断实现了统制，而这种统制是以控制和替代市场为着力点的。
联营社的垄断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是控制购运氯酸钾的护照，只有联营社才能申请到这种火柴原料，各厂自己领不到护照；其二是统一管理火柴印花，以此来控制火柴产销；其三是派设驻厂员，监督各厂是否按照协定的产销额进行产销，并检查是否贴了印花。这样一来，各厂在最重要的环节上都被控制住了。
随着政府在经济和社会层面的渗透力越来越强，政府不仅自上而下地控制了商会、同业公会、工会、农会等社会组织，而且掌握了行业规则的制定权。1933年，上海银行公会和上海钱业公会制定同业营业规则的自主权被政府主管部门侵夺。1933年11月，实业部在一份给上海市社会局的文件中要求由政府主管机关，而不是由社会团体来制定行业规则。
从民生理念 走向统制能源、重要实业、交通等 经济命脉
在各界一片求助于政府救济的呼吁声中，政府被认为是最有能力和最理想的经济主体。这样的舆论背景当然有助于官营经济的发展。另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理论。
孙中山指出：“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节制资本之要旨也。”
他认为“发达国家资本”和“节制私人资本”的经济政策，是“防备将来社会贫富不均的大毛病”的良策，而发展实业“照美国发达资本的门径，第一是铁路，第二是工业，第三是矿业”。他认为这三大实业应该由国家经营，并须利用外资。
过去，我们受统计数字的误导，一般认为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国民政府对金融业已实施了行政性垄断，至于在工业等其他领域，官营经济尚无明显进展。
根据被广泛引用的杨格著作的记载，1928-1937年中政府的实业、交通、建设、国营银行及国营企业投资仅1933-1936年度有数字记载，其他年度没有投资，这十年的投资，总计为3.54亿元。但这个数字有可能是低估的。
原因是该统计遗漏了国民政府为兴修铁路和举办实业所举借的外债和很大一部分内债，还遗漏了地方政府的投资。
笔者统计，国民政府在这一时期的铁路投资约为4.07亿元。在工矿实业投资方面，国民政府致力于对能源、重工业、交通等关系国计民生行业的投资或控制。电力工业是近代中国发展最快的基础能源工业，南京国民政府对电力工业采取严格监督管理和控制的立场。电气事业是由政府全面统制的。
1931年初，实业部制定的工业行政计划中，有“筹划整理国内旧有钢铁工厂以促进基本工业”和“调查国内久停暂停或势将停工各工厂数目及歇业原因经过状况以便分别筹划改造恢复及救济之方法”的条款。
实业部借拨英俄庚款除用以创办官办的中央机器厂外，还准备用于创建硫酸錏厂。此外，拟向德国借款创办国营钢铁厂，并拟发展汽车工业和石油开采业。
1932年4月，实业部在一份文件中称“本部现正详拟四年实业计划，并拟于长江流域设立重工业区”。1932年6月之前，为发展航空事业，实业部派员赴川陕甘辽等省进行油石煤矿勘探，又赴山东浙江等省勘探铝矿。
实业部在1932年第四季度的行政计划纲要中，进一步扩展了国营工厂的筹建范围，增加筹建酒精工厂、国营细纱厂、造纸厂，并与美国福特公司筹商创办汽车工厂。
实业部不仅编制和实施国营工业的发展计划，而且在1933年度的行政计划纲要中提出“民营工业之通盘计划”的概念。1933至1936年，中央政府把多处重要矿区划为国家保留区。
实业部1934年度行政计划纲要中详细介绍了各个由政府主导建设的工厂的筹办进度，其中特大规模的硫酸錏厂虽然名义上归商办，但仍接受“政府的监督指导”。
在1936年5月的一份文件中，实业部再次强调了制定工业计划，致力于重化工业等基本工业的建设，以及实施工业统制的重要性，指出当时正厉行工厂登记，正是以备工业统制作参考的。1935年4月，资源委员会成立以后，重工业建设便在资源委员会的主持下进行。
限制私人资本的后果是民营企业生存环境的不尽如人意。1934年湖南电灯公司给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的一件呈文中说：“自民十五以后民气嚣张，打倒企业家几成一种恶习，致使敝公司路灯费用无法收取。停顿至今，此项电费损失每年不下数万元。”
官权侵害民权也与统制相伴：“近来地方官吏，时有假借名义，侵害人民财产及妨害人民营业自由之举，其为弁髦法纪，无可讳言，若不亟加整饬，将何以肃官常而崇法治。”
至于政府对金融业的行政性垄断，大家比较熟悉，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统制的结果：从市场主导走向国家资本主义主导
1930年代中国经济有过两次发展高峰，一次是1931年，一次是1936年。这两次高峰也可以看作是整个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高峰，这两个年份经济总量（GDP）大致相当，在150亿元左右。
1931年的高峰是市场推动的，1936年的高峰带有浓重的政府色彩。政府加强投资，强制官营金融机构放款，以及强制对农村放款，对经济的复苏和增长起了作用。
据笔者统计，从1928-1937年，政府在工矿交运、铁路、公路、水利、通讯、金融和地方建设等方面有案可稽的投资从低估计是9.16亿元，是杨格数字3.54亿元的2.59倍，而1934-1936年投资6.58亿元，占了十年总投资的71.4%。这对中国走出经济困境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政府加强基础建设投资和实业投资，是需要有条件支撑的。1932年以后国内政局较前相对稳定，中央政府的权威较前稍有提升，关税改革和一些新税的开征增加了中央政府的收入，国民政府1932年的全部税收收入是6.16亿元，是1929年3.23亿元的1.91倍，1934年全部税收6.6亿元，是1929年的2.04倍。中央政府的财力有所增强。
同时，通过债务整理，提高了债信，也就更便于筹集资金。另一方面，在政局稍有稳定的环境下，各地方政府有一定的积极性投入地方建设资金，如筑路和关系民生的工业等。1934年广东、山西、湖南等许多省都制定了各省的三年经济建设计划，并大力着手实行。
在1935年法币改革以后，理论上纸币发行权应集中于中央政府控制的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银行，但许多省办的地方银行不仅不收缩其纸币的发行，反而乘机扩张。
与此相对应的，是在经济萧条背景下民营经济的艰难图存。在1931年以前作为中国工业支柱的棉纺织业和面粉工业陷于深重的困难，许多企业关闭或重组，过去扩张迅猛的企业也失去了活力。尽管由于城市化的发展而出现了一些新的投资机会，但由于集资和融资困难的原因，民间投资者大多只能投资于一些中小型企业。政府投资强化和民间投资弱化，是国家资本主义逐渐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
在经济萧条时，金融市场一般的做法是收紧银根，中国当时民营银行业的信用紧缩在1935年达到高潮， 25家民营银行的放款总额从上年的10.93亿元减少到9.96亿元，而政府直接控制的中中交农四行却从上年的11.22亿元，激增至17.83亿元。政府所控制的金融机构在市场不景气的时候加强放款，是摆脱萧条的重要条件。
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判断：从1934年起，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由市场主导转变为政府的国家资本主义主导，这是国民政府逐步落实经济统制政策的直接结果。于是，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似乎又回到了洋务运动时期。
1928-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对于各个经济领域的投资从低估计为9.16亿元，是同期民营新设资本额在1万元以上的工矿交运金融企业总资本额3.465亿元的2.65倍。
就新设工矿交运企业而言，在这十年内，官办和官商合办企业的总创办资本是全部企业创办资本的33.2%，而在1935年至1937年这三年中，官营企业的创办资本总额达8297万元，是这三年全部企业总资本14694.1万元的56.5%。
可见，从新设工矿交运企业这一投资环节来看，国家资本主义在全面抗战前已占主导地位，这是其统制经济政策的实施结果，并不是像过去说的，南京政府对经济的全面垄断是在抗战胜利后接受敌产才形成的。
有意思的是，这似乎形成了一个历史的轮回，清政府和国民政府的当政理念不同，信仰不同，但都曾雄心勃勃地主导过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都曾认为，惟如此，才能尽快地赶超西方，摆脱贫弱。
文章二：被统制经济毁掉的国民党大陆政权
统制经济，是中国人的概念，如果放到今天，就是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国民党从北洋人手里夺取政权之后，毕竟有着苏俄革命的血液，所以，对国有化情有独钟。只是，在那个军阀林立的环境里，根本无法措手，控制中央政府的国民党人，只是通过劫收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新成立中央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确立了国有金融的基础。其他的产业，大体还是以私有经济为主体。要说政府控制，还基本谈不上。
抗战全面爆发，虽说中国政府军损失很大，渐次丢掉了全部的海岸线和沿海发达城市，经济损失惨重。但却也给了国民党政府一个控制经济的一个天赐良机，政府可以借战争的需要，肆意在市场上伸张自己的手脚，所谓的统制经济，就这样猖獗起来。
当年在国统区的企业，当然大多都是私营的，有当地的，更有从沿海内迁的。国民党政府当然没有把这些企业都收归国有，但却通过所谓的经济部门，把金融、外汇，以及矿产资源，原材料，农产品收购统统管制起来。以至于原来可以不跟政府打交道的私企，现在则不通过政府，什么事也办不了，部分实现了国民党人梦寐以求的“统制”。
统制经济的另一面，就是建立国有企业。但是，鉴于国有企业的经营问题，在竞争性行业，基本上没有竞争力，所以，抗战期间，只是各省建立了自己的钢铁厂。然而，由于经营不善，又都相继倒闭。很多省份办的商业服务业，也少慢差费，旅店性质的服务社，充满了臭虫，能苟延残喘地活着，已经是万幸。国有企业唯一有效率的就是兵工产业，至少可以为前线提供些步枪。
统制经济中，最感痛苦的，是农民。主要农产品的统一征购，已经让农民困苦不堪，幸好，国民党政府当年没有这个本事，把农村集贸市场都管起来，所以空隙还是有的。矿产资源生产公营也就罢了，但连酿酒都只能公营，却让原本活跃的农副产品市场变得非常的畸形，公家酿的酒很差，但私酿却不合法。折腾的结果，只是给地方政府官员了一些贪污腐败的机会，对经济一点好处都没有。
统制经济全面推行，把经济搞得乱七八糟。本来，尽管沿海发达城市均沦于敌手，但鉴于中国经济的手工原始状况，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自给自足的。然而，统制经济，却把这种可能性最大限度地瓦解了。经济一团糟，外援又大体指望不上，战争还在进行。唯一的办法，就是拼命发钞票。到了抗战胜利前夕，国统区法币的通货膨胀，已经到了惊人的地步。1937年法币发行量不过14亿元，到1944年，已经达到5千亿元，原来1937年可以买一头牛的钱，到1944年，只能买一把米了。西南联大原先生活优裕的教授们，此时需要靠典当衣物，做家教过活了。
当然，更糟的是，国民党政权的当家人蒋介石根本不懂经济，他把经济状况的一团糟，只归罪于战争。在搭便车取得胜利之后，他居然一丁点反思都没有。在国民党激进派的鼓动下，悍然将统制经济，推广到了全中国。国民党政权通过所谓的接收，把沦陷区的绝大部分企业，都当成所谓的敌产，收归国有，即使在竞争领域，也成立了若干巨大的国字号的公司，比如中棉、中糖、中蚕之类。让国有经济，强行成为主流。然而，这样的国字号公司，基本上无法经营，成立之后，就先后停摆。在原主手里还能经营的厂子，到了公家手里，就只能瘫在那里。可是，接收过程，却变成了令人诟病的“劫收”，让产业损失惨重，只是给接收的人，一个五子登科的贪腐机会（金子、票子，房子，车子，女子）。这样的统制经济扩张，使得国统区的经济整体上陷于停滞。而国民党的军队，由于骤然接受了大量英美的战后剩余物质，陡然变得非常的现代化，用飞机大炮坦克装甲车武装起来。然而，空前现代化的军队，一旦开打内战，豪华的战争机器的运转，每日的消耗，绝对是一个停滞的经济所无法负荷的。经济是一切政府活动，尤其是军事行动的基础，一旦经济绷不住了，政府也就绷不住了，所以，先是经济崩溃，然后是政治崩溃和军事崩溃，国民党大陆政权，在抗战胜利后走向顶峰之后的三年，就垮台完蛋了。
文章三：1937年：同途殊归的中日工业化
1937年，日本工业总产值为60亿美元，中国仅为13.6亿美元。这一年，日本钢铁年产量为580万吨，中国仅有4万吨；日本的煤产量为5070万吨，中国仅有2800万吨，其中还有55%为外资企业所有。也是在这一年，日本的石油产量已达169万吨，中国只有1.31万吨，连日本的1%都不到。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日本，已经是个能够生产飞机、大口径火炮、坦克、汽车和军舰的世界排名第五的工业强国。而彼时的中国，基本没有这些武器的生产能力，只能生产少量的小型舰艇。中日经济实力，高下立现。
然而，20世纪的整个30年代，中国与日本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国家主导经济发展的“统制”政策，都加速推进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为何中日经济在迈向工业化的过程中同途殊归，结果有天壤之别？
日本：“统制”与军事化
1931年，作为对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的回应，日本经济体制经历了深刻的转向。用日本史学家冈崎哲二和奥野正宽的话说：“20世纪30年代前的日本经济基本上是盎格鲁－萨克逊式的、自由放任的古典市场经济形态……这种古典经济体系现在转变成了‘日本式’经济体系，即源自为战争动员而创造出来的‘总体战争体制’。”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开始逐渐推行经济统制政策。
“统制”政策颠覆了1931年之前日本的产业发展道路，即自由市场经济。明治维新以来，在政府内务省、工部省的主导下，由官营工厂接手了幕府末期开始发展的近代产业。不过，很多这样的官营工厂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经营陷入困境。财政危机中，日本政府确立了将官营工厂处理给民间的方针。民间办厂有三次勃兴。最初的热潮是以纺织、铁道、银行、保险等近代产业为中心掀起的，1890年经济恐慌后一度停顿。1891年以后，经济形势逐渐转好，凭借在甲午战争中获得的巨额赔款，日本实行了财政扩充政策（“甲午战后经营”），民间的重工业、电力、机械产业等投资十分活跃。当时，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写道：“日本普遍大景气，人们发疯般地设立种种公司、铁道和银行。”之后成为钢铁发展中心的八幡制铁所（官营）的设立也是在这时候。第三次勃兴伴随着“日俄战后经营”而出现，日本战胜了俄国。这一次浪潮中，重化学工业化和城市化得到了投资，企业组织实现了大规模化，包括采取现代股份公司的形式，为近代工业所需的巨额资金融资。甲午战争后的1896年，日本的4596家公司中，有56%（即2583家）是股份公司。“一战”后，“现代企业”在日本真正发展起来。过去由很多小股东构成的资本开始集中于大股东手中，一些专业管理人员也获得股票成为大股东，出现了像三菱、三井、住友这样的“财阀”。
1890年，日本各产业在NDP（国内净产值）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农林水产业占47.1%、商业服务业占39.4%、工矿业仅占13.5%，是一个传统农业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920年，农林水产业的比率减少到32.9%，工矿业的生产则增加了一倍左右，达到26.5%。到了1928年，工矿业生产的比率首次超过农业生产。至1937年前后，工矿业已经是最大的经济部门，从业人口有一半以上从事第二与第三产业，日本已蜕变成“工业国”。伴随着这一经济过程的是，1868年后，日本在政治上平稳地从江户时期幕府和藩的半中央集团管理向中央集团的民族国家过渡。
1927年，大萧条强烈冲击日本。在《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一书中，美国学者高柏写道：“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人就认为，它们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将由军事力量决定。相应地，日本参与国际经济的过程也必将伴随一系列的军事扩张。”对日本来说，中国东北的资源对日本经济形成完整的产业链非常关键。“日本期望将中国东北三省和蒙古发展为工业原料和燃料的供应基地，把这些地区整合成一个完整的经济集团，通过集团内有效配置资源，进一步增强日本经济。”同时，日本人相信，日本与西方国家会不可避免地发生武力冲突。这是因为，在大萧条之后的国际经济中，集团经济的趋势正在取代自由贸易趋势，其结果必然加剧民族国家间的利益冲突；而受到西方列强种族歧视的日本，迟早会为了重新确定国际秩序而卷入与西方国家的全面战争中。对外扩张和与西方全面战争的观点，催生了1931年的新经济战略观，即围绕国防来组织整个经济。
20世纪30年代，日本出现了两次民族主义运动，国家革新运动向代表自由原则的个人主义发起了全面攻势，公共利益取代个人利益和阶级利益成为重点，民族国家成为分析形势和制定经济战略唯一合适的角度。这不是日本一国的趋势。
日本史学家查默斯·约翰逊在《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产业政策的成长（1925～1975）》一书中写道，1932至1933年，在设计近卫文麿新秩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昭和研究会会员后藤隆之助赴欧美作了为期一年的旅行。在柏林，他聆听了希特勒向集会人群发表的演说；在莫斯科，他在布尔什维克周年庆祝的典礼上见到了斯大林；在美国，他目睹了罗斯福为新政奔走游说。回到日本后，他拜见了东京帝国大学的同窗近卫文麿，两人都认为，当时日本政府中权力下放的政策制定模式，无法适应时代的迫切需要。到1936年11月，昭和研究会的核心成员许多都在政府担任要职，德国的总体战争论和国家社会主义、苏联计划经济和罗斯福新政，都得到了认真研究。而在侵华战争策略制定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的日本军事战略家石原莞尔，曾在德国待了3年，每周都与德国总参谋部的前官员讨论，认为在持久战争中，最终的胜利将不仅依靠军事力量，还要靠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来决定。20世纪30年代日本经济参谋本部就是基于德国模式来设立的。他相信，日本最终会与美国发生激烈的军事冲突，为此，日本必须全面提升国家生产力，为了提升国家生产力，必须控制中国，获取必要的资源。
如果说这些革新派官员是新统制经济的建设性力量，那么少壮派军官构成的右翼激进分子，则是削弱旧制度的破坏力量。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政治生活中，军官主要从农村征募，青年军官出于强烈抗议乡村地区的快速工业化而介入政治生活，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极为不满。他们实施了一系列恐怖暗杀：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被刺杀、大藏大臣高桥是清被刺杀、三井财阀的领袖团琢磨被刺杀、犬养毅首相被射杀……右翼激进分子的刺杀行动，为革新派官员登上政治舞台提供了机会。
1932年，日本用于军事工业的支出高达70亿日元，各财阀资本迅速向军工方向转化。1931年，日本颁布《重要产业统制法》。根据该法案，卡特尔在26个被指定的“重要产业”中组织起来，包括生丝生线、人造丝、造纸、水泥、面粉、钢铁以及煤炭等行业。1931至1935年，全国共建了35万个卡特尔和17个托拉斯：1933年5月，3家公司合并成王子造纸；同年12月，3家银行合并为三和银行；1934年1月，八幡钢铁公司与5家私营公司联合组成日本钢铁公司；6月，出现了三菱重工业公司，第二年，住友金属成立。1934年的《石油工业法》和1936年的《汽车制造业法》等法律都保护垄断财阀不受国际竞争对手的冲击。由于统制经济与军事扩张同时进行，民间私营企业无法抵制管制经济，侵华战争和与西方国家的紧张关系，为政府官员和军队提供了实施统制经济的强大合法性。
经济军事化和对中国东北资源的掠夺，使得日本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较早度过了经济危机。1937年，日本的军事工业投资达22.3亿日元，占当年工业投资总额的61.7%。1931至1937年，日本工业增长的平均速度达9.9%，是资本主义大国中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国民经济迅速重工业化。1929年，在日本排名前10位的采掘业和制造业公司中，轻工业占了一大半，包括富士制纸、王子制纸、钟源纺织、大日本纺织、台湾制糖等。而到了1937年左右，排名前十位的制造业公司中，绝大部分都是重工业企业了，其中包括排名第一的日本钢铁，排名第二的三菱重工，以及日本矿业、三菱矿业和住友金属。正如罗杰姆·B.科恩所评述的：“日本战时在经济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主要是将资源进一步从非军事转移到军事，而不是总产量的提高。”1930年，重工业在所有制造业比重中约占35%，到了1937年前后，这一比重已经增长到63%，成为工业强国。
“二战”结束后，正是这些30年代到40年代“统制”产业政策的设计者和实施者，在战后积极参与了日本的产业政策，实现了日本战后的经济奇迹。
中国：“下落不明”的国家
法国经济史学家白吉尔在《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年代（1911～1937）》一书中写道：“如果说中国资产阶级曾经有过消沉的时刻——借用理查德·派普斯阐述俄国状态的术语——成为一个‘下落不明’的资产阶级，那么，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家则是‘下落不明’的。或许国家干涉太多，缺乏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发展中所能给予的支持和推动力，或许是国家政权无能为力，以致整个民族陷入徒劳无益的军阀混战中。”1927至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所采取的工业政策与日本的“统制”经济政策有颇多相似之处，但效果迥异。也许，“下落不明”的国家，是理解中日工业化进程同途殊归的关键。
1937年，中国近代重工业的肇始——汉阳钢铁厂，已经停止炼钢整12年。1925年后，洋务运动始建的汉冶萍公司只剩下大冶铁矿一家还在生产，原因是大冶铁矿还需偿还日本债务。北洋军阀时期，汉阳的年钢产量曾达到过5万吨，国民党政府接管十几年来，却一直没有恢复炼钢。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前夕，汉阳钢铁厂的2座马丁炉、2部高架起重机，以及铸锭用模等附属品被拆走，运入四川。对余下的设施，则实行爆破。在阵阵爆炸声中，汉冶萍钢铁被夷为平地，这座承载中国现代工业化梦想的老厂，在1938年暂别历史舞台。
汉冶萍钢铁是近代中国重工业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几乎与日本明治维新同时发端的洋务运动和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为何未能在1937年结出工业文明的硕果？自张之洞办厂起，筹措巨额资金就一直是个未决的难题。甲午战败赔偿两万万两白银，清政府就是再钟情于钢铁工业，对汉阳铁厂上百万的资金需求也是无能为力。据汉冶萍公司的档案记载，慈禧仅委张之洞铁路之差，明知办铁厂200万两经费不敷，户部也不再增银子。得不到中央政权鼎力支持的张之洞，仅凭湖北一省之力办厂，“每办一事，并非先有款而后举办，往往一面举办，一面筹款。或指定之款，临时无着，东西挹注，无日不在艰窘之中”。在中央集权被削弱而出现督抚分权体制下开展的汉阳钢铁，得不到中央政府对矿业与交通产业的支持。中国钢铁工业在它的创始期，在承担开发煤矿成本的同时，还不得不承担修建铁路运输设施的成本，成倍地放大了中国钢铁工业的起步风险。
法国经济史学家白吉尔在《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年代（1911～1937）》一书中写道：“如果说中国资产阶级曾经有过消沉的时刻——借用理查德·派普斯阐述俄国状态的术语——成为一个‘下落不明’的资产阶级，那么，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家则是‘下落不明’的。或许国家干涉太多，缺乏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发展中所能给予的支持和推动力，或许是国家政权无能为力，以致整个民族陷入徒劳无益的军阀混战中。”1927至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所采取的工业政策与日本的“统制”经济政策有颇多相似之处，但效果迥异。也许，“下落不明”的国家，是理解中日工业化进程同途殊归的关键。
1937年，中国近代重工业的肇始——汉阳钢铁厂，已经停止炼钢整12年。1925年后，洋务运动始建的汉冶萍公司只剩下大冶铁矿一家还在生产，原因是大冶铁矿还需偿还日本债务。北洋军阀时期，汉阳的年钢产量曾达到过5万吨，国民党政府接管十几年来，却一直没有恢复炼钢。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前夕，汉阳钢铁厂的2座马丁炉、2部高架起重机，以及铸锭用模等附属品被拆走，运入四川。对余下的设施，则实行爆破。在阵阵爆炸声中，汉冶萍钢铁被夷为平地，这座承载中国现代工业化梦想的老厂，在1938年暂别历史舞台。
汉冶萍钢铁是近代中国重工业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几乎与日本明治维新同时发端的洋务运动和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为何未能在1937年结出工业文明的硕果？自张之洞办厂起，筹措巨额资金就一直是个未决的难题。甲午战败赔偿两万万两白银，清政府就是再钟情于钢铁工业，对汉阳铁厂上百万的资金需求也是无能为力。据汉冶萍公司的档案记载，慈禧仅委张之洞铁路之差，明知办铁厂200万两经费不敷，户部也不再增银子。得不到中央政权鼎力支持的张之洞，仅凭湖北一省之力办厂，“每办一事，并非先有款而后举办，往往一面举办，一面筹款。或指定之款，临时无着，东西挹注，无日不在艰窘之中”。在中央集权被削弱而出现督抚分权体制下开展的汉阳钢铁，得不到中央政府对矿业与交通产业的支持。中国钢铁工业在它的创始期，在承担开发煤矿成本的同时，还不得不承担修建铁路运输设施的成本，成倍地放大了中国钢铁工业的起步风险。
1938年，日本人新成立的“日铁大冶矿业所”拿走了大冶铁矿的铁道和地产图，大冶的铁砂和生铁大部运往日本八幡钢铁厂。在被称为“黄金十年”的1927至1937年，中央政府推动的重工业发展收效甚微。10年间，由中国民族资本建成的几家大型钢铁企业，是山西军阀阎锡山建立的西北实业公司和四川军阀刘湘所建的兵工署重庆炼钢厂。南京中央政府的国民政府实业部曾计划1928年在南京附近建炼钢厂，后来资源委员会又计划1935年在湖南湘潭建中央炼钢厂，但还没有任何实际结果，日本已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1894年，外国资本在中国工矿业的资本比重占60.7%，国家资本占31.2%，民族资本家资本占8.1%。在此后40年中，外国资本的比例不断上升，国家资本不断萎缩。到了1936年，外国资本已经占到了78.4%（不含东北），民族资本家的资本占16.2%，而国家资本仅占5.4%。1937年“七七事变”前，关内29%的煤炭产量（还有英资控制了23%），关内90%的铁矿沙，95%的现代化炼铁，都在日本资本的控制下。很难说，被军阀割据、外国租界地和外国控制的关税所分割的不统一的国内市场里，中国工业是否经历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与日本的“统制”经济，起点就很不同。
自1931年起，南京中央政府采取了与日本非常相似的产业政策。这一年，蒋介石刚刚在中原大战中击败阎锡山和冯玉祥的联合挑战，东北就传来了日本占领东北三省的消息。汪精卫、西山会议派和桂系等党内政敌随即打算在民意喧嚣中迫其下野。尽管蒋介石很快即因政敌内讧而重返权力中心，但他因此看到了自身实力的缺陷。经营和掌控战略资源，成为蒋介石击败国内外敌人、推进工业化的第一要务。
除了发行统一的法币、设立中国中央银行、收回外国人手中的关税权等加强中央经济集权的措施外，蒋介石设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是一个与日本经济参谋本部类似的统制和战略部署机构。以重工业为要旨，国防设计委员会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不但直接隶属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其调查统计成果也直接送呈蒋介石作为军事决策的参考。与日本相似，国民党内部占上风的意识形态，也越来越倾向于从德国、意大利和苏联那里汲取发展经验，批判自由资本主义，认为落后国家要走向现代化，其经济发展就必须接受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服从于国家的调整。
当时资源委员会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将大部分重工业和采矿业置于南京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它曾提出过一个投资额为2.7亿元的“五年计划”，打算依靠外国资本，在湖北、湖南、山西、四川等省设立工业基地，满足国防需要。资源委员会的领导人物还推动了一些庞大计划的制定，建议在国家监督下，依靠外国贷款，使资本高度集中。1936年6月，国民政府批准资源委员会在德国顾问的帮助下定稿的《中国工业发展三年计划》。计划内容共十部分，包括：对钨、锑的开采、销售与出口完全实行统制，在江西吉安建炼钨厂；在湖南湘潭建中央钢铁厂；开办湖北灵乡和湖南茶陵铁矿；扩大湖北大冶和四川彭县铜矿，在彭县建炼铜厂；计划修复和开采湖南水口山铅锌矿；开发江西高坑煤矿、江西天河煤矿和湖南谭家山煤矿；准备在江西建一座煤炼油厂、开发陕西延川、延长油田和四川巴县油田；准备开办一氮气工厂和一酒精厂；在湖南湘潭建一座机器制造厂；开办中央电气制造厂。核准经费为2.7亿元，实际上头两年仅拨款3000万元。
与日本被民族主义和军事扩张赋予合法性的“统制”经济不同，资源委员会的经济管制时常受到部门或地方的掣肘。比如，由于防卫日本和打击红军急需军火，资源委员会多次与德国、苏联和美国进行易货贸易，以钨、锑等有色金属和桐油等战略物资与对方交换军火。这宗贸易从一开始就受到党内政敌和地方政府的阻挠。按照合同，中方需先行向他国启运农矿产品，对方见货后方才交付军火，因此，资源委员会必须垫款收购农矿产品。财政部长孔祥熙把持南京政府财政大权，始终不愿配合付款，以至于蒋介石曾当着资源委员会秘书长翁文灏的面，大骂孔祥熙为“亡国大夫”。最终，还是由中央信托局出资500万元收购的农产品，由资源委员会收购矿产品。而与资源委员会合作的地方政府官员，都是为了获得矿产的官息和利润。但通过易货贸易，资源委员会逐渐控制了地方的业务、工程和财务，且也从德国取得了相关军工业和重工业的技术和设备。
如果没有被1937年的“七七事变”所打断，很难说，资源委员会是否会发展出与日本相似的国家资本主义。正如白吉尔所评价的：“中国开始摸索的这种替代战略，其做法是中国在半个多世纪历经各种实践从来没有选择过的。但在1937年，国有经济部门还很薄弱，资源委员会所实现的目标还十分有限，而此时政府所办工业的资本额，仅占全国（现代）工业资本额的11%左右。而南京政府中拥有各种头衔的显要人物所起的作用，实际上使大量的有关企业打上了官僚资本主义的特征，既为‘国计’，又成为谋取政治‘私利’的工具，处于一种模棱两可的地位。”
由于工业基础薄弱，资源委员会始终未能取得日本那样的工业化成就。资源委员会在《战后钢铁工业建设计划纲要》中指出，除恢复发展东三省钢铁工业外，规划建设年产45万吨以上的钢铁厂4家，分别分布于北平、南京（浦口或马鞍山）、湖北大冶和湖南湘潭。结果至1945年底，“后方（西南）的钢铁业可以说全部崩溃，剩下尚在苟延残喘的不足十分之一”。第七制造所工具机120部，大部分为晚清江南制造局创办炼钢厂时购置，“迁川大部均已逾龄，效率甚低”，生产处于半停顿状态。随后，西南省份钢铁业情形更加惨淡。同期，日本在中国东北、华北、华中及华南地区留下的钢铁工业设施更完善，设备也更先进，成为战后中国钢铁工业建设的重点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