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
1989年4月中旬开始的以悼念胡耀邦活动为导火索、由中国大陆高校学生在北京市天安门广场发起、持续近两个月的全境示威运动。
六四事件的意义
六四事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的爆发标志着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大陆推动的后期政治体制改革失败，赵紫阳、胡启立、鲍彤等温和派高层事后被撤职，而胡耀邦已在八六学潮后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于是1980年代被不同程度推动的自由化改革也就此停止，此后官方只批准了很少数量的游行活动。
六四事件的后果
除了造成政治环境大幅度收紧，经济方面的影响也直接导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革开放放缓，直至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才重新提速。不过，由于六四事件发生后不久，邓小平做出退休的决定，故其任内推行的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被延续下来，此后完成了三任领导人的权力交接，直至习近平2018年修宪后被废除。
六四清场
那一夜，中共动用机枪和坦克残杀人民，中国共产党从缔造之初就一直宣扬自己“始终把人民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共产党人与中国人民的感情是“鱼水相依”和“血肉相连”，军队是“人民的军队”，然而，1989年6月4日凌晨，更准确地说，6月3日深夜起，中共命令军队调转枪口，直接对准了毫无装备和毫无防备的普通市民和学生。数百名，数千名学生和市民倒在了“人民的军队”的枪口之下。
6月3日晚大约10时，中共当局发布紧急通告，宣布戒严部队将强行清场，并强调，“如遇阻拦，戒严部队可以采取各种自卫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从6月3日深夜10时起至6月4日凌晨，荷枪实弹的军队，在坦克和装甲车的武装下，在北京城的大约190多个地段与手无寸铁的学生与市民发生激烈冲突。
六四死了多少人？
"六四"究竟造成多少人死亡？中共迄今也没有公布具体的死难者名单和伤亡的人数，更谈不上赔偿。
中共公安部1990年7月10日在第五次呈交国务院的报告《有关各地动乱、暴乱中伤亡情况统计资料汇总》说，1989年全国暴乱和动乱期间共有931人死亡，两万两千多人受伤。北京的死亡人数为523人，其中北京学生57人，北京居民45人，外地学生171人，外地职工、居民和农民229人，另有身份不详者21人。
不过，这些数据与其他来源的统计数据有很大的差异。北京红十字会当时的统计大约2千600人死亡，伤者为3万人。后来，英国和美国的解密资料都认为有一万多人被杀。历史文献学者吴仁华对各戒严部队途经地点和北京各家医院的资料进行过搜索和整理后认为，北京红十字会的数据应该最为可信。 邵德廉(Dan Southerland)当年是《华盛顿邮报》驻北京记者站的站长，他在2014年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说，"六四"发生后，他去了天安门广场并在一家医院看到堆积在那里的尸体。
邵德廉说："我去了一家医院，要求医生让我进去，我知道这里堆了尸体。这个时候，当局已经开始镇压了并下达了不要让外国人进来的命令，但是这位勇敢的医生说，'我让他进去。'我进去后看着死尸堆，我意识到，他们的年龄偏大，不可能是学生，他们都是北京的普通市民。所以我们必须记住，在六四事件的死亡者中，最多的是北京市民、工人，而不是学生。"
2004年，因在2003年披露萨斯实情而闻名的军医蒋彦永在向中国全国人大和中央政治局建议为1989年的六四运动正名的信中披露，6月3日当晚，他所在的北京301医院的急诊室从10点多开始到半夜12点的两个小时中，就接收了89位被子弹打伤的人，其中有7位因抢救无效而死亡。在这封信里，他还提到，很多人被国际公法禁止使用的"开花弹"打伤。
东欧剧变
在八九民运发生的同时，自1989年2月波兰团结工会在圆桌会议中争取到合法地位后推动政治改革，东欧和中欧的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相继发生民主化革命，谋求结束原本的共产党专政。
对六四的审查
中国共产党严格限制有关六四事件的讨论，并且已经采取措施阻止或者审查相关资讯信息。其中教科书几乎没有任何相关的讯息；即使有所提及，相关内容也多是以中国共产党官方观点编写而成。在抗议活动结束后，政府官员查禁许多有争议的电影和书籍并且关闭多家报刊出版社。在往后1年内，中国国内近12%的报纸、13%的社会科学期刊以及150部电影遭到取缔，还有将近8%的出版公司也被迫关闭歇业，此外政府还宣布他们已经查获3,200万本违规的书籍刊物和240万片违禁的影像记录。之后有关六四事件的新闻媒体内容和网际网路资源都因为实施审查制度而遭到限制或者是封锁，而其中受到金盾工程的影响使得包含六四事件等网际网路内容在中国境内遭到封锁而无法浏览。
学生的七大诉求
- 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功过是非、肯定其"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观点。
- 严惩殴打学生和群众的凶手，要求有关责任者向受害者赔礼道歉。
- 尽快公布新闻法，保障新闻自由，允许民间办报。
- 要求国家领导干部向全国人民公开其本人及家属的实际财产收入，严查官倒，公布详情。
- 要求国家有关领导人就教育政策的失误对全国人民作出正式检讨并追究责任，要求大幅度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
- 重新评价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并为在期间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彻底平反。
- 强烈要求新闻机构给予这次民主爱国运动以公正如实及时的报道。
徐勤先抗命
5月17日，徐勤先被上级要求率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入北京执行戒严令，但拒绝在部队调兵令上签字。他说，"最好收回成命，好好研究研究，中央政治局，人大常委，国务院，好好研究研究，这问题不能这么解决。"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罗瑞卿次子、总参谋部原师级军官罗宇在回亿录《告别总参谋部》中说：开枪镇压学生的作战命令起草好后，先送给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杨尚昆，赵紫阳是第一副主席；杨尚昆要邓小平先签才肯签，说："先送邓，邓不签，我不签。"于是命令先送给邓小平，让邓小平签字后，杨尚昆加签。徐勤先拒绝执行命令的理由就是：军委第一副主席赵紫阳没有签，军令不全、不合法，不能执行。前新华社资深记者、中国新闻学院教授、历史学者杨继绳在《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修订版）》中则记载徐勤先因患肾结石在北京军区总医院（301医院）就医，5月17日接到北京军区开会通知。北京军区副司令李来柱宣布中央军委调兵戒严的命令，要军长们当即表态。但徐勤先表示："口头命令我无法执行，需要书面命令。"李来柱于是要他给自己的政委打电话传达命令，徐勤先致电政委后说："我传达了，我不参与，这事和我无关。 "然后就回医院。事后他对朋友表示："宁肯杀头也不能做历史的罪人！"据徐勤先的司机刘建国回忆，当日下午总政治部保卫部未经通知来到医院的病房通知38军另由他人指挥、徐可以继续养病并告知刘应收拾回部队，不需要再服务徐。此后刘再也未见到徐并自己遭到打压。
坦克人
一张中国年轻男子1989年站在北京长安街上抵挡坦克的照片成为当时天安门学生运动的象征。西方舆论普遍把这个挡坦克的年轻男子称为"坦克人"。海外中文媒体普遍把他称为"王维林"。
It's my duty
出自BBC记者1989年在北京采访报道时，与一名骑自行车去天安门广场游行学生的英文对话：
-"Going to march, Tiananmen Square."
-"Why?"
-"Why? I think, it's my duty."
六四事件后的镇压
中共对参与抗议活动的学生和民众的镇压并没有随着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大屠杀的结束而结束。"六四"之后，当局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捕和清查，一直延续到1990。在某种意义上，六四的余波一直影响到现在。
1989年6月12日开始，中共当局首先宣布通缉支持学生诉求的，被中共视为"主要煽动者"的方励之夫妇。后来王丹、吾尔开希、柴玲和李录等21名学运领袖、工人抗议领袖韩东方以及知识分子代表严家其、包遵信等多人也遭到通缉。这些人后来陆续流亡到了海外。